我太喜欢加缪了。可能是从他的颜入坑的吧：叼着一根香烟，一身冷峻的大衣，一个深邃的眼神。真是斩男又斩女呀。读他的文字，给人一种冷静残酷、但又温情动人的矛盾感受。他可以一面告诫我们世界的无意义，一面安慰我们去接受世间的温柔软弱。加缪的铁汉柔情。
这两年，我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变动。在我最灰暗最失意的时刻，我甚至失去了拥有快乐的勇气。就像西西弗的神话，我的生活成了一个日复一日推着巨石的荒诞存在，只是我不能假定自己是“幸福”的。一切美好事物似乎都转瞬即逝了，连痛苦都变成了麻木的等候。这时候，内心有个声音告诉我，再看看加缪吧。看看他能带给我什么答案。这个暑假，我一回到学校，就从图书馆借了一本《鼠疫》来读。
我发现加缪很喜欢“流放”这个概念。他在《重返蒂巴萨》里说，”这是一个流放的时代，枯燥的生命，麻木的灵魂，都在流放之列。要重新生活，就必须重新安排，就得忘记自己，甚至忘记自己的故土。“ 在《鼠疫》中，这场大瘟疫就预示着一种荒诞的大流放：世界失去了习以为常的光明与希望，充满了不规则与无理性。正如《西西弗神话》里所说，“世界如果突然间失去了幻想与光明，人就会觉得自己是陌路人。这种被流放的感觉是无可救药的，因为他被剥夺了对失去家园的记忆和对应许之乡的期盼。“ 本书中的奥兰城以阿尔及利亚的奥兰为原型，那是加缪曾工作过的地方。1942年，加缪因肺病复发，从奥兰转移导法国南部的帕纳利埃疗养。不久，英美盟军登陆阿尔及利亚，而德军侵占了法国南方，加缪因而与家人音讯相隔。这种焦虑不安、孤单寂寞的处境使得加缪对书中遭遇封城的人民的心理描写更为真实。有一种解读称，鼠疫隐喻的是法西斯入侵下千万被统治者的绝望和挣扎，人们被囚禁、随时面临死亡威胁，处于一种孤立无援、身不由己的流放境界。在他看来，这种社会现实是必然且永恒的荒诞世界。书中，他假借”里厄医生“之口，讲述了瘟疫世界人们的遭遇，以一个寓言昭示隽永深刻的哲理。
瘟疫世界的众生相
《鼠疫》中塑造了几个不同的角色，全面地涵盖了荒诞流放的处境下不同人物的选择。
里厄医生始终以一个冷静客观的态度看待这场大灾难，他极富奉献精神，日夜操劳，以实际行动对抗着疾病的大流行。被问及为何从事如此危险而崇高的工作，他只是说：“我并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也不知道在这些事情过去后将来会怎么样。眼前摆着的是病人，应该治愈他们的病。过后再让他们去思考问题，我自己也要考虑。但是当前最要紧的是把他们治愈。”他深知鼠疫本身的荒诞，否认拯救的意义，但又切身反抗着。他从来为了所谓的”胜利“或者”希望“。在战胜鼠疫后，里厄心中仍然认为这”不可能是决定性的胜利“，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在几十年后的有朝一日还会卷土重来。他只希望“当恐怖之神带着它无情的屠刀再度出现之时，那些既当不了圣人、又不甘心慑服于灾难的淫威、把个人的痛苦置之度外、一心只想当医生的人，又一定会做些什么”。他坚持个人主义，但又愿意奉献自己，这恰恰是加缪哲学观的显著特征。因而里厄医生冰冷客观的形象被视为了加缪本人思想的投射。
记者朗贝尔代表着那些信奉个人幸福至上的人。当鼠疫来临时，他恰巧在奥兰城出差。因此在疫情肆虐导致封城后，朗贝尔满心想着怎么逃出城外、和自己的心上人团聚。他不遗余力在城里四处奔走寻求离开的方法，屡屡碰壁后决定买通守卫逃出城外。里厄医生促进了封禁政策，所以朗贝尔向他质问，认为里厄只是“在讲大道理”、“生活在抽象观念中”。他坚定地认为“公众利益也要以个人幸福为基础”。然而荒诞的是，朗贝尔的潜逃计划在中介人的层层转手介绍中，变成了等待戈多一般的境地，时间一拖再拖。临近计划逃离的时刻，朗贝尔去医院求见里厄，顺带见到了沉重压抑的诊疗环境：痛苦的病人、忙碌的医生、还有疲惫的塔鲁。在快没油的汽车上，朗贝尔终于完成了思想斗争，选择留在城里。他说：“我一直认为我是外地人，我跟你们毫无关系。但是现在我见到了我所见的事，我懂得，不管我愿意或者不愿意，我就是城里的人了。”朗贝尔放弃了只顾一个人幸福的想法，选择分担别人的不幸。在鼠疫离开、城门大开之际，朗贝尔再也没有当初迫切想与爱人相见的激情，他“感到鼠疫结束得太突然了”“没有思想准备”。“他将一下子再度获得他所失去的一切，因此欢乐就会成为一种烫嘴的、无法辨别其滋味的东西”。朗贝尔的欢乐已经蒙上了从不幸中走出时所带的沉重与不安。
塔鲁同样是一个外来人，象征着圣徒与理想主义者。没有人知道他确切的行当，只知道他总是忠诚地记录着奥兰城大大小小的事。十七岁的塔鲁曾见证了法官父亲亲手判处一个犯人的死刑，从此改变了对世界的看法：他厌恶人与人之间的谋杀，即法官宣判别人死刑并剥夺生命。因此他离家出走，”对自己宣判了永久的流放“。在我看来，加缪并非是在抨击公正和司法体系，而是用谋杀来象征人性自有的恶，这种恶最终都会侵害他人的存在。而塔鲁则是向往绝对的不伤害任何人的善。塔鲁将这种恶比作鼠疫，每个人都是鼠疫患者。虽然自己与“鼠疫”斗争了很久，但最终发现自己始终都是“鼠疫患者”。因为即便他不直接参加杀人，也间接赞同了千万个人的死亡。这个荒谬的世界每个人都有鼠疫，没有任何人不受鼠疫侵袭：最正直的人也要时刻留意，否则一不小心“把气呼到别人脸上，从而把鼠疫传染给他”。塔鲁意识到，世界上只存在着祸害者和被祸害者，所以他只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无罪的杀人者“。当然，他还提出有第三种人，即真正获得内心安宁的人，”医生“。而通往安宁的道路，正是同情。而在瘟疫结束，新的生活就要来临时，塔鲁却倒在了鼠疫的余波当中，成为了这场灾难最后的陪葬品。也正如塔鲁所说，”这场瘟疫并没有使我学到任何东西“，只教会了他和里厄一起同瘟疫斗争。斗争的结果对于塔鲁而言是失败的，对于生者来说也是失败的。因为一个圣徒的生命走到了尽头，”把和平变成了一种不治的创伤“。这种令人扼腕的结局无疑揭示了世界荒诞的本质。
科塔尔和格朗是灾难中普通小人物的代表，前者是共谋犯，后者是受害者。科塔尔曾经犯了罪，整日活在担心受怕之中，甚至尝试了自杀。而当鼠疫来临后，他发现自己的不安在集体性的痛苦中显得微不足道：社会体系把所有的重心向防疫工作倾斜，自己的罪恶在制度偏转下被忽视了。科塔尔于是变得兴奋而活跃，不断出入社交场所，甚至还做起走私的营生。他是瘟疫不折不扣的同谋者，在满地的哀嚎中暂时摆脱了因罪恶产生的孤独。因此在瘟疫将结束时，科塔尔始终无法接受社会环境的逆转， 最后发了疯，在街上开枪扫射、被警察逮捕。而格朗是一个懦弱而平庸的市府职员，一个普通至极的小人物。鼠疫来临时，他自发加入了卫生防疫志愿组织，在本职工作之余默默无闻地奉献力量。他虽然平庸古怪，但加缪却在他身上极尽赞美之词。加缪认为他善良而富有感情，“在现在这个时代里，人们是不敢承认有这些品质的”。并且，格朗“有的只是一点好心和一个看起来有点可笑的理想，这将使真理恢复其本来面目，使二加二等于四，把英雄主义正好置于追求幸福的高尚要求之后而绝不是之前的次要地位”。 真实的感情既不是赤裸裸的邪恶，也不是像戏剧里矫揉造作的慷慨激昂。格朗把普通人的“真实”展现的淋漓尽致。格朗一直在写一本小说，但总是在揣摩推敲作品第一段话的用词。 在瘟疫末期，他不幸患病。病床边，格朗的生命正在流逝，当里厄医生读着他五十多页的手稿最后形成的一句话：““在五月的一个美丽的清晨，一位苗条的女骑士跨着一匹华丽的枣骝马在花丛中穿过树林小径……”时，格朗下令让医生烧掉手稿。大家都认为格朗命不久矣，而万幸的是，他从疾病中奇迹般地痊愈了。在劫后的街道上，格朗开心地对医生说，他重写了那句句子”把形容词全部划掉了“。我读到这里也有所触动。对这个无意义的句子的修改预示着一种人与世界的交互模式：无规则的反复和荒诞的前进。格朗是幸运的，他的手稿虽然烧掉了，但命运却留下了他，使他得以继续揣摩书写自己生命的句子——尽管是又一荒诞的延续。我不把他视为一种英雄的胜利，而是一种应得的幸运，也体现了加缪对平凡小人物的期许与奖赏。
无知的罪恶
“世上的罪恶通常是由无知造成的，没有见识的美好愿望带来的伤害会和罪恶一样多。好人总是比坏人多，可问题不在此，人的无知程度有高低差别，这就是邪和美德的区别。然而，积习难改的邪恶是一种自认为知晓一切的无知，于是认为有权杀人。谋杀犯的灵魂是盲目的，如果没有见卓识，那么就没有真正的善意和挚爱。” 当我们对人性有了更多的认识和观察后，通常能得出一个结论：人的思想和行动总是受到认知和环境的多重影响，很难将人进行简单的善恶划分。人是一道精致的灰，单纯的人可以作恶而不自知。我的一些亲人曾经也做了一些长期以来足以毁灭家庭的事，却始终标榜自己是为了未来虚无缥缈的家庭幸福，对反对他们的人展开道德的围攻。我一度十分挣扎于这种畸形恶心的亲情关系，直到我意识到：这正是无知带来的罪恶，他们对自己的行为缺乏合理的预知，一味以一厢情愿的愿景麻痹自己。群起攻之的恶意时常让我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此时，或许，我们只需要把“真实客观”作为唯一信条就够了。我看到的事实是，这种自以为是的美好愿景已经带来了长久深刻的伤痛，那么从客观上它就是一种邪恶的“谋杀”，即便这种罪恶包裹在一层虚假轻浮的靓丽外衣之中。所以，要想拥有真正的善意和挚爱，必须拥有充沛的学识和勇敢的内心，“知其所为”。否则，再多的爱都会成为一种罪恶。
不断反抗，莫问前程
加缪的存在主义向我们传达了：世界是荒谬的，现实无法被认知，人的处境是孤独而无意义的。本质上，这就是一个流放的时代。在鼠疫结束之时，里厄医生清楚地认识到：所有正在追求高尚或者胜利的人都一无所获，没有人是赢家。”一个人能在鼠疫和生活的赌博中所获得的全部东西，就是知识和记忆。”从根本上，人荒诞的处境从未改变。我们能做的，就是在这种无可挽回的流放和永不能被满足的渴望间隙，把握我们短暂的幸福，并再次投入到新的战斗中。如果我们永远以远处抽象的希望而活，忽视了眼前哪怕痛苦的具象，那么终有一日只能以绝望收场。
实际上加缪并不是让我们摒弃生活中的”希望“，尽管世界不一定向着我们预期的方向运行。加缪不否定个人幸福，也不构想一种悲观消极的生命态度。“一种没有幻想的生活是空虚的，一个人没有希望，心境就不会得到安宁。“而是告诫我们，希望不能成为一种抽象的概念，也不能作为一个为之奉献全部的乌托邦。面对荒诞不经的人间，我们不断反抗不确定性的漩涡，其本身反映出的力量就足以构成西西弗们推动巨石的”希望“。因为我们通过对命运说”不“确立了自己的存在，而不再依靠一种对美好的期许承载行动的意义。这种“不”足够有力，支撑起了我们对荒诞的所有蔑视。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版的《鼠疫》前言把加缪的思想认为是“传统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具有阶级局限性。我并不是很赞同。时至今日，此书讨论的议题已远远超过了阶级斗争的层面，而是关切到后现代社会每个人的真实处境。这种对荒诞的思考效用是亘久的，对世界本质的理解也是富有现实意义的。至少在我亲身经历里，我完全能体验到世界荒诞性的投射：一件你所期许的理所当然的事可以一刹那间崩塌，你多年的努力也可以转瞬付之东流。就连成功都可能要寄托于偶然的机遇，于你的苦心经营无关。这时候，唯有我们坚信反抗的意义，相信爱，才能拯救我们流放的生活。是啊，这让我想到，尽管生活很糟，我的妈妈却能在短暂的感叹后向我表示，她绝对不向恶意、向苦难妥协。这时我才释然一笑，原来她一直就是一个存在主义者呀！
写在后面
我为什么要阅读？告别了学生时代，阅读一些“不实用”的书籍看上去已经成为了一种浪费时间的消遣。尤其还是一些隐晦艰涩的人文书籍。大学时代，我开始接触一些现代主义的内容，它们比起传统的剧情流小说更为抽象，读起来更“痛苦”。我想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寻找答案。寻找什么问题的答案呢？我很难精确的回答这个问题。我不是一个活得很“明白”的人。很长一段时间，我陷入了价值感破裂、意义感抽离的人生状态：思想不断地自我否定，寡断、孱弱、患得患失。正因如此，我开始企图在几纸思想里觅得一些确定的事物，来对抗满身的虚无。我不确定我找到了多少回答，但我现在的精神是不断充盈起来的，正在努力活得更为果决、明亮。或许应该这么说，之所以阅读，正是为了在未来某一天面临重要而艰难的人性抉择时，我的灵魂深处能存在一些厚实沉重的力量，支撑我做出自信而真实的回答。当然我也意识到，从书中汲取的思想和价值理应在现实中得以思考体悟。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很多以前我不能明白的抽象概念，例如爱情、正义、真实、善良等等，直到我自己亲历的那天——前人留下的智慧终于照进了现实，与我的灵魂产生奇妙的交融。这未尝不是自我的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