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校歌唱道：“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时逢国难，山河沦陷，图书物资匮乏，办学经费紧缺，但坚毅的联大师生依旧立足云滇大地，竭尽所能建立起了著名的西南联大图书馆，在山城昆明继续弦歌不辍，开辟教育科研的净土。本文将探讨联大图书馆办馆期间多方面的建设，并从中获取对当代教育的启示。
联大图书馆馆藏建设：合作中发展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次月，奉教育部之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从平津撤出，组建长沙临时大学。仓皇之际，北大的藏书几乎没有带出；清华、南开的部分装箱图书由于运输问题滞留途中。长沙临时大学筹委会工作报告书中就提到了图书面临的困境：
“三校原有之图书及理工设备，殆皆无法迁出；欲大量购置，又为力所不及。然此与教学关系綦切，不能不亟求解决。”
解决途径之一就是合作。筹委会与国立北平图书馆达成合作关系，合组了长沙临时大学图书馆。馆长一职，由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先生兼任。另外，与北平图书馆协商，各出资5万元购置图书。同时还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湖南国货陈列馆图书室签订合作方法，拓宽了图书馆的图书来源。不满数月已有中文书6000余册，西文书近2000册，已能服务师生基本的参考学习。
1937年12月底，南京陷落，举国震惊。次年1月，长沙临时大学常委会通过决议，着手迁校至昆明，图书等基础设备的转移就包含在迁校工作中。在混乱的时局中，转移工作尤为不易，袁树屏先生当时负责从山东运送设备和部分图书至昆明，直到1938年底才用公共载重汽车将物资运抵昆明。耗时如此之长的缘故，除了交通的困顿、敌机的轰炸，还因为重庆当局看上了他运送的设备，于是连人带物扣押了袁树屏，充当军用。
即便局势复杂，道阻且右，仍然有许多联大人像董先生一样恪尽职守，克服重重困难，共同完成了迁校工作。1938年4月，学校已全部迁至昆明，正式更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也定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为摆脱图书资料缺乏的问题，校方继续通过多种手段丰富馆藏。
一是自行收集。在三校原有资源方面，清华大学的图书资料协会运抵昆明的约有23000余册，分别存于各院各研究室供参考学习；南开大学的图书约1.5万册，运抵后寄存于西山分馆，由专人往返取书服务师生。在采购方面，联大图书馆的购书经费来源包括庚款的补贴费、教育部拨付的各类经费、世界学生救济金等，从1937年至1941年累计经费有国币23万余元，美元2.14万余元。截至1940年3月1日，发出订单333件，其中订书15000余种，期刊300余种。
二是保持合作关系。在联大图书馆成立初期，继续调用大量北平图书馆和中央研究院的图书，借用北平图书馆的人员，由袁同礼先生继续兼任联大图书馆馆长，除此之外，还与云南大学合作，借用其图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报告书》中提到，仅师范学院就曾“自云大借用之中文书500册，西文书2册”。
三是接受捐赠。凭借三校在海内外的影响力与友好关系，联大图书馆四处发函请求捐赠：“不揣冒昧，函请概赠，以光典籍，藉供参考，如蒙惠顾，至深铭荷。”一系列工作收获了许多响应。如英国的大学就出力颇多：
“石氏夫妇恩先斯二千英镑，在英购置图号，寄送昆明西南联大……牛津大学其他人员，亦能凑收捐书或较大数额之现金或物品。”
在多方努力下，联大图书馆：
“新收到有价值之书籍，已蔚为大观。其中以英国各大学之赠书最巨，约值两千镑以上；其次美国加州大学、哈佛大学之赠书，亦多珍品。”
多种举措并行的情况下，联大图书馆馆藏逐渐丰富，摆脱了初期图书缺乏的困局面。至1944年，馆中已有中文书32177册，西文书13003册，尽管这些图书尚达不到学术的全部需求，但基本撑起了困难时期联大的教学科研。
国立西南联大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7月31日正式撤销，联大图书馆也随之完成了伟大的历史使命。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时期，图书资源紧缺，图书馆仍处于徒有虚名的尴尬境地。到联大末期，已发展为资料储备足、设备较齐全的图书馆。严文郁主任感慨：“在困难大学中，联大总算是很幸运的，至少图书设备比好多大学好得多”。这当然是与馆方数年间不懈的建设、各方的无私协助密不可分的。
联大图书馆的环境建设：清简节约，物尽所用
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校舍租用了长沙韭菜园圣经学校。图书馆也安排在圣经学校内，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记载，“校舍原为美国教会所经营，校容清雅可观”，可知当时图书馆环境尚佳。
次年西迁昆明，正式更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西南联大的几个院系在蒙自、晋宁盘龙寺、昆华工业学校、昆华师范学校等地周转，没有固定的校舍，图书馆只能是分散在各系或各教室的一角，虽有专人管理，但资源有限，服务仅限于各借阅点百十本图书的传阅。
这一局面延续到1939年4月时才得到改观。当时西南联大新校舍竣工，总图书馆也定址于北、新建的房屋中。图书馆与教室、办公室等建筑均位于校园东半部，其中，唯独图书馆和食堂是砖木结构的瓦房，与土坯墙、茅草顶的其他校舍比要阔气得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中这样描绘新图书馆的景致：
图书馆以其高大的外观，自然地成为了教学区中心。它的屋顶和窗檐之间，是一排气窗，远看宇然是一座楼房。大阅览室里整齐地排列着几十张长方的阅览桌，周围是些大椅，可容几百人。
馆前还有一片设有旗杆与讲坛的空地，是国民月会和许多爱国民主运动的举行地，因而被称作“民主广场”。闻一多先生的日记里就记载了广场上的一次爱国集会：
十一月廿五日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云南大学，私立中法大学，和云南省立英语专科学校等五校学生自治会，在西南联大新校舍草坪上，召开了反对内战，呼吁和平的座谈会，到会者五千余人……数千人在深夜的寒风中驱跑着，抖擞着，昆明愤怒了。
即使图书馆地位独特，但由于经费问题，图书馆内部设施仍显简陋。比如，图书馆管理员将废汽油桶、肥皂箱自制成书架，并一直使用至联大结束。
各院系还设有分馆，提供了额外的阅览空间。拓东路工学院分馆阅览室改自会馆大殿，可容纳四百人；师范学院分馆，可容纳两百人；各学院的期训室，每室可容纳三五十人不等。
联大图书馆管理模式建设：各司其职，严格规则
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时期，图书馆实行馆长制，直接隶属于筹委会常务委员会，平行于教务处、总务处。馆长由时任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兼任。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时期，图书馆首先实行馆长制，袁同礼继续担任馆长。在袁同礼辞职后，改馆长制为主任制，由严文郁担任图书室主任，董明道任副主任，直属于教务处。实际上，西南联大图书馆运行管理模式为双重领导制。行政方面，图书第接受教务处的领导；业务方面，图书馆接受图书设计委员会的领导。
其中，图书设计委员会直属于校常务委员。组成成员均是学术造诣很深的教授，且基本上是各院系的领导人，图书设计委员会从召集人到委员都不固定，成员覆盖所有院系，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机构。该委员会的作用就是根据学校的教学需要和经费情况，对购置图书的种类数量做出决策，保证用有限的经费购得必要的书籍。
图书馆的组织管理形式是分职式的。职务大小次序为“馆长——主任——股长——职员”，职务接受不同的主管校级指令，从事分工明确的职务。根据联大图书馆职员名录，图书馆内设七股：总务股，负责文献、会计和事务工作；采访股，主管图书的采购、未订和登记；中文编目股，负责中文图书的编目；西文编目股，负责西文图书的编目；期刊股，负责期刊的登记、保存；阅览股，负责图书的保存、出纳；讲义股，负责学校讲义、文件的印发。在后期，中西文编目股合并为编目股，新增影片股，管理影片资料。这种明确的分工，极大地提升了联大图书馆的工作效率，保障了师生的学习需求。
联大图书馆的借阅规则堪称严格、周密。按规定，教员所借西文书不超过5册，中文书不超过20册，借期一个月，无他人需借可续借一次；职员所借西文书不超过2册，中文书8册，借期两周，续借原则同教员；学生借书则需要凭“入学证”，按老师开具的参考书目借阅参考，并在图书馆闭馆前归还。如违反上述规定，将面临数额不等的罚款，学生甚至会遭到记过处罚。
站在今天的角度，西南联大图书馆的管理模式仍然具有先进性。联大图书馆主任严文郁先生，曾接受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图书馆专业教育，后来又赴美国、德国学习，深得西方图书馆学要义。他灵活运用自己的所知所学，为西南联大图书馆建立了一套专业、高效的图书馆管理和服务体系。分工明确的职能，严格的借阅制度，在资源匮乏的困难时期无疑是提高图书资源利用率的利器。图书设计委员会成员高瞻远瞩，学有专长，精准的选书策略使师生读到与教学科研密切相关的书籍，从而促进了师生学术水平的提高。
结语：狂风暴雨中的奇迹
严文郁主任曾在1941年发文说：“本馆于此狂风暴雨之中，诞生、成长、壮大！”这句话总结了抗战中联大图书馆走过的传奇历程。纵览联大图书馆建设史，我们能获取不少启示。首先，传承联大图书馆人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的建设精神，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其次，将图书馆建设与实际需求、时代特色紧密结合，在合作共赢中谋发展；再者，创新图书馆资源模式，建立科学高效的服务形式，满足读者的学习需求。
我们谈论西南联大图书馆之伟大，正源于那浸透辛困苦的团难时刻一批批秉承默默无闻、爱国奉献之精神的学者与图书馆人，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便宜行事，开拓出知识的圣地，科研教育的沃土。从此，联大人才得以更好地接受教育、增长学识，使山城弦歌不绝，使祖国建设后继有人。这样看，西南联大图书馆无疑缔造了中国教育史、图书馆史的一个奇迹。
参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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